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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注意到，此次修订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一是取消部分分析价值可被其他关联指标或者业务指导取代的指标；二是将一审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生效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分别合并调整为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再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引导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依法履行纠错职能，树立“当改则改”的工作导向；三是调整部分指标的业务口径，确保统计结果更精准、更符合办案实际；四是经过充分调研论证，调整部分指标的区间参考值，防止片面追求较优数据，加剧一线法官工作负担。

“一些地方法院在运用指标体系过程中，仍然存在变形走样、背离规律的现象，增加了基层负担。”最高法审管办负责人举例说，有的法院抱持“唯数据论”的错误政绩观博鱼app，将抓指标等同于抓工作，额外增加不科学、不必要的指标，把指标任务层层摊派、逐级加码，令一线法官不堪重负、无所适从。有的高级、中级人民法院热衷于对辖区法院张榜排名，甚至在已进入合理区间情况下仍通报名次，导致基层跟风攀比，为名次所累。有的法院不能系统地、辩证地看待指标体系，要么为片面追求绝对的“低改发率”而“能维持尽维持”，要么为美化诉前调解数据刻意压降收案数量，严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

“全国有3500多家法院、12.7万名法官，指标体系必须抓主要、管重点。同时，全国89%以上的案件都在基层法院，指标的功能重在评价和促推，决不能‘唯数据论’，额外增加基层负累。”前述负责人表示，审判质效提升和指标数据改善是一个渐进过程，对短期内出现的数据波动，应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为下级法院改进工作预留必要的时间空间，不宜过于频繁地通报。

澎湃新闻注意到，为做优做实指标体系的“体检表”定位，此次修订内容包括通报和运用机制。“最高法将减少通报频次，每季度数据会商后，随会商纪要下发指标数据通报。通报的仅是相关高级人民法院辖域内审判执行工作的运行情况，不涉及其他地区，更不包括排名信息。”前述负责人说博鱼app，用来通报的指标应当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具有引领、提示、督促价值。

例如，起诉、上诉、申诉、申请再审都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不能异化为限制诉权的冲动。本次修订中，针对一些法院过度追求“低改发率”甚至“零改发率”的做法，将一审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生效裁判被改判率与被发回重审率分别合并调整为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再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引导中级以上法院在纠偏纠错时，树立“当改则改、慎重发回、定分止争”的工作理念，尽可能依法直接改判，减少不必要甚至不负责任的发回重审，防止程序空转，尊重和维护当事人诉权。

此外，本次修订过程中，有地方法院建议取消或压减二审开庭率指标。“我们认为，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二审案件程序透明度和庭审实质化水平，仍有必要保留。”前述负责人认为，实践中，二审是否开庭应当依照诉讼法、司法解释和个案情形决定，发挥好二审终审和定分止争效果。根据各级人民法院建议，我们剔除了撤回上诉、按撤回上诉处理的案件，以加强对二审开庭案件的监督管理博鱼app，确保符合法定条件的二审案件均得到开庭审理。

“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在开展本辖区审判质效考评工作中，不得在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之外增加其他考评项目，正在使用的应当检视、取消，坚决杜绝加码考评、重复考评。”最高法还明确要求，今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辖区审判质效考评类制度文件，必须于正式印发后30日内，以院名义向最高人民法院审管办报送备案。对本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的类似文件，各高级人民法院也应严格审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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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珍藏的一张“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通行证”，见证了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在长征途中与当地群众合作打击地主豪绅、共享胜利果实的历史。如红军在遵义期间，在反动军阀王家烈经营的一家盐行中查出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当时，因食盐销路被军阀、地主垄断，价格极其昂贵博鱼app，贫苦百姓吃不起盐。于是，红军将没收来的食盐直接赠予或低价供应百姓，大大增强了老百姓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